显然，作为衡量发展效果的标准与尺度，局部视角的共赢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只有整体法治层面的共赢，才是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所要最终实现的目标。

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希望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激活行政复议制度，提升其使用率，在缓解行政复议制度尴尬处境的同时，减轻法院的行政审判负担和压力。两重意旨观察角度不同，作用场域和具体指向亦不同。

近些年，行政复议前置情形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其实也是受到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一改革定位和目标指向的影响。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行政复议制度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着实有些本末倒置，不仅有违自然正义理念，而且可能加剧申请人的疑窦和不信任感，不利于行政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当然，短期内，为了防止行政复议机关变成简单的维持会，可以考虑将维持决定暂时纳入，即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后，法院经审查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行政复议机关应承担相应责任。在我国，近年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被党中央确定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制定和颁布多份相关文件，地方政府亦围绕这一改革展开丰富探索，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多年以来，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行政复议机关的改革上，认为现行的行政复议机关管辖体制存在复议资源过于分散、审理标准不统一、不便于群众维护权益等弊病，应将其由条块管辖的碎片化模式调整为块块管辖的集中式模式，即由一级政府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复议权。

为此，在行政复议方式的改革上，理想的做法应是采取一种繁简分流的制度安排，在遵循基本司法原理和准则的基础上，适当兼顾案件的差异性以及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命题的提出及其法理意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命题主要滥觞于民事纠纷解决实践。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例如，在对现代化与计划生育的讨论中，政策制定者注意到，社会主义事业不但需要人口有计划地发展，同时要求我们的人民德智体全面发展。早在1981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阐明了现代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指出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并认为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人的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最终要落实到宪法层面，尤其是落实到个人权利与自由层面。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宪法话语 宪法实施 。

（二）1954年宪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共同纲领》虽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方案，并体现出对于现代化的要求，但对现代化理念表达得更为体系化、将现代化理念与社会主义联结起来的则是1954年宪法。正是在1978年宪法下，四个现代化这一标志性话语进入宪法规范，并逐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概念演变。

这其中包含了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在以上几种表述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界定。此外，现行宪法第3章国家机构中规定了国务院的生态文明建设职权，在国家权力配置层面回应了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在《共同纲领》的文本中，第22条明确使用了现代化一词，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4）作为国家价值指向的中国。（5）处于世界体系中的中国4.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规范面对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寻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从宪法上确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也有不同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应当保持充分的开放与自信。

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入宪，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也使现代化的宪法内涵更加充实。在1954年宪法的历史与规范语境下，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是理解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基础性概念。

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解释研究，应当体认宪法实践的历史性，确保作出的宪法解释方案与宪法实践的历史脉络产生有意义的诠释互动。为此，宪法学研究者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出发，认真反思已有的学术范式，努力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新范畴、新范式，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这种强调工业化目标的现代化理念，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与话语。为应对现代化的新挑战，中国的宪法理论应在世界的宪法理论体系中把握自己的定位，既要以世界为观照，也要以中国为具象。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宪法规范、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是亟待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就此而言，在现行宪法中，除了第25条，关涉人口治理的宪法规范还包括关于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规定（第21条），关于保护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弱势者的规定（第45条），关于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第46条），关于保护家庭以及家庭中弱势成员的规定（第49条）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制度或政策。

例如，1951年，毛泽东提到：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1982年宪法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的均衡，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中国能否走出一条和平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共同富裕要发展城市，关注城市低收入群体，更要关注农村。

现代化转型是各国都要经历的过程，但各国宪法理论的应对方式和范式不尽相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现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有类型广泛、注重实质平等的特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主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的。

虽然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话语主要集中在工业化领域，但它对于整个宪法体制的潜在影响已经开始显现。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四个现代化这一表述写入宪法并保持稳定的规范形态，为现行宪法谋划国家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

宪法学是具有时代性、开放性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当深刻的社会变革来临之时，宪法理论需要及时反思并更新认知。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

例如，宪法序言中记载的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这些规范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规范依据。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宪法话语 宪法实施 。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宪法序言。宪法制度史研究注重探究宪法规范所依存的制度背景，以及宪法规范设立的制度体系，它能够在规范、事实、历史三者之间架构起理论研究视角，为完善相应制度、建构具有解释力的宪法理论提供助力。所谓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理论体系，不仅仅是指在宪法解释作业中引入历史解释的方法，探究制宪时代的原初意图或是公众认知。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宪法修改等重大政治法律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不断更新升级。其四，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与保障作用，需要建构并完善什么样的宪法理论。

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对于人口问题进行宪法治理具有必要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思考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宪法所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除梳理宪法话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外，还有必要从宪法文本出发，探究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依据及其内涵。

有学者指出，中国宪法上的社会权，不仅具有社会经济性质，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具有超越积极权利—消极权利二分法的基础性地位。近年来，民事立法、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环境保护立法等，进一步具体化了公民的环境权利，而合宪性审查的推进，也促进和保障了宪法环境规范的全面实施。